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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谷城與毛澤東在上海的幾次交往

    來源:農工黨上海市委會  時間:2014-04-02 02:00:00  編輯:郭巖
        原農工黨中央主席周谷城同志出生于湖南益陽,與毛澤東同是湖南湘江畔的鄉親,早年又曾同在湖南第一師范任教,因而他成了與毛澤東個人接觸較多的人之一。毛澤東來上海,常要約見他。他倆在一起暢談歷史、哲學、舊體詩等,所涉范圍極廣,又極風趣。其意義深遠,教益無窮,如春風化雨,令人難忘。

    毛澤東對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說:“周谷城先生,

    是我的老朋友,我認識他,比認識你們早得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谷城曾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候補代表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盛會,又一次見到1945年山城重慶分別后的老朋友。但他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在上海與毛澤東相見。這一愿望讓他等了許久,才得以實現。

        據周谷城在一篇題為《毛澤東對我的鼓勵》的文章中回憶說,“解放后很久”,具體哪一年他巳記不清,有一次,毛澤東來到上海,用電話把他邀去。在一間只有兩張大沙發的客廳里,當時他正與毛澤東說著話,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進來了。周谷城忙起身,毛澤東也站起來,沒等許建國開口說話,毛澤東便指著周谷城對許建國說:“周谷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認識他,比認識你們早得多。”

        許建國忙說:“是,是。”

        聽到毛澤東提到他們倆的交往,周谷城立即聯想到了使他悔恨莫及的1927年,當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時,他未能與毛澤東一起由武漢去湖南組織秋收起義的那件事。于是滿含愧疚地插話說:“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怕死。”

        沒等周谷城把話說完,毛澤東便連連搖手,并大聲地說:“沒有人怪您! 沒有人怪您!”

        相交貴相知。周谷城后來曾撰文回憶說,從這次相見中,得知毛澤東對他那次未去湖南而來上海的行動并沒有介意,“足證他對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從那以后,毛澤東到上海,常把周谷老邀去晤面。

        周谷城說:“身體倒很好,只是書不易教好。”
     
    毛澤東鼓勵說:“不要緊,慢慢來,總要 

    有一個過程,書總會教好的。”

        毛澤東與周谷城不僅私交甚密,而且也非常關心他的歷史教學問題。

        據周谷城在一篇《回憶毛主席的教導》文章中說,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到了上海,召集了30多位在滬的教授、學者、專家在上海展覽館電影院樓下西廳開座談會。大家圍繞毛澤東坐著,每個人都面帶笑容,爭先向毛澤東匯報生活、工作、思想等情況。毛澤東談笑風生,大家心情亦極舒暢。

        這次周谷城到得最晚。到時,西廳里的人已經滿滿的了。他遠遠地向毛澤東敬禮之后,即坐在進門靠墻邊的位置上。毛澤東見后,向他招手囑其移近一點,周谷城移近了幾步,即擇一空座坐下。但毛澤東還在招手。于是,他不得不越過一排一排座位,擠到毛澤東身邊坐下。這時在座的陳毅副總理介紹說:“歷史學家周谷城教授。”毛澤東忙說:“老朋友,老朋友。”隨即問周谷城:

        “你還在復旦嗎?怎么樣?身體還吃得消嗎?”

        “還在復旦,身體倒很好;只是書不易教好。尤其解放以后,不易教好。”周谷城回答說。

        毛澤東即鼓勵周說:“不要緊,慢慢來,總要有一個過程,書總會教好的。”

        毛澤東接著又問:“材料呢?地下的,還是……”意思是說用過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沒有。

        周谷城答曰:“我教世界史,除了從外文書本上找一些圖片,供自己參考外,很少用其他材料。”

        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日理萬機,事務繁忙,仍如此關心他的歷史教學工作,周谷城感激不已。事后,與周谷城一起參加座談會的方令孺教授每次見到周谷城,即用十分羨慕的口吻對他說:“周先生多幸福呵!主席關心你的教學工作,要你慢慢來,不要著急,話多么親切呵!”是的,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一直激勵著周谷城努力為人民教好書。晚年,直到90歲高齡還在堅持帶博士研究生。
     
     
    毛澤東拿著《新建設》雜志對周谷城說:

    “關于邏輯,你說得最明確。”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成為中國發展科學、繁榮文藝和學術的方針。這一講話精神見諸報章后,國內學術界開展了關于邏輯問題的討論。由于周谷城年輕時攻讀過倫理學,也研究過黑格爾的邏輯學,并于二、三十年代出版過譯著《實驗主義倫理學》和《黑格爾邏輯學大綱》,于是興之所至,遂在同年的《新建設》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文章。誰知此文刊出后,該刊編輯部收到很多信、稿,大多是反對周谷城的觀點的。于是問他怎么辦?周谷城說:“只要雜志給我以篇幅,我可以辯論到底。”事隔20余年后,周谷城在接受《民主與法制》雜志記者采訪時,甚為感嘆地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有想到會引起這場軒然大波……”那時,毛澤東也十分關心學術界的這場討論。
        1955年秋,毛澤東在葉劍英、劉伯承、賀龍幾位元帥以及徐特立、林伯渠等老人的陪同下到了上海。一天,在上海展覽館電影院樓下西廳,準備吃晚飯前,毛澤東派人把周谷城召去。周在同各位領導人打了招呼之后,毛澤東手拿一本《新建設》雜志,對周谷城說: “關于邏輯,你說得最明確。”

        周谷城說:“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評沖起來,我受不了。”

        “有什么受不了,辯論就是嘛。”毛澤東笑笑說。

        周谷城坦率地說:“我已成了眾矢之的,我的意見很少有人贊成,我很孤立。”毛澤東說:“你的意見有人贊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說:“怕不見得。如果有人贊成,那當然可以鼓勵我。”

        毛澤東告訴周說:“人民大學里有一個刊物,好像是《教學與研究》,有人寫文章,引用你的意見”

        周谷城答曰:“我沒見到。”

        毛澤東說:“我可以叫人寄給你看看。“事后果然有人給他寄來了幾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都是引用他的話的地方。

        席間,毛澤東還一再鼓勵周谷城說:“不要害怕,要積極地寫。”在毛澤東的教育鼓勵下,周谷城提高了參加學術辯論的勇氣,先后共發表了20余篇辯論文章,并于1959年將其輯集出版了一本書名叫《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論文集。周谷城原打算請毛澤東為此書寫篇“序文”。毛澤東很快復了他一封信:

        谷城兄:

            兩次熱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謝!大著出版,可資快讀。我對邏輯無多研究,不敢有所論列;問題還在爭論之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適宜,作序的事,不擬應命,可獲諒解否?敬復,順頌教安!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周谷城接此信后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對邏輯問題的爭論不愿意發表自己的意見,正是為了讓大家繼續開展爭鳴。這說明主席對爭鳴的支持。”

     
    周谷城說:“附庸風雅的人,無非是發發牢騷而己。”
     
    毛澤東說:“附庸風雅有什么壞處?”“有牢騷不發,過得嗎?”

        1961年的“五一”節,毛澤東到上海與上海各界人土共慶佳節。周谷城應邀在錦江飯店與陳望道、沈體蘭、周信芳、金仲華等人一起,晉見了毛澤東。周谷城與毛澤東面對面地坐在一張小圓桌旁。這次談話,無拘無束。毛澤東與大家都興致很高。

        是晚約11點鐘左右,周谷城在家中已睡下,急接《解放日報》記者來電,希望他寫一首詩或詞,在第二天報上發表,以歡迎毛澤東的到來。周谷城當時堅決推謝,說寫不出。記者強求說:“不要緊,要求不高。”后來終因推辭不了,勉強寫了一首,題目叫《五一節晉見毛主席,調寄<獻忠心>》,詞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蠲歸來,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

        情未已,興偏濃,夜闌猶在誨諄諄。況正逢佳節,大地歡騰。人意泰,都奮進,莫因循。

        這首詞于5月3日《解放日報》刊載,下午3時,毛澤東看后,立即打電話把周谷城召去。當時毛澤東正坐在客廳里看報。見到周谷城的第一句話即說:

        “詞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說:“只有一首,我從來沒有在報上發表過詩詞,這確是第一首。”

        毛澤東說:“總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說他像個常常寫這些東西的人。周谷城隨即轉述自己對記者說的那句話:“主席是內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澤東笑著說:“主席也只有那么內行。”意思即也不全是那么內行,完全是謙虛之意。

        周谷城又說:“平時,我也偶然寫幾句,那是附庸風雅。”

        毛澤東說:“附庸風雅有什么壞處?”

        周谷城說:“附庸風雅的人,無非是發發牢騷而已。”

        毛澤東說:“發牢騷有什么不好?有牢騷不發,過得嗎?”后又接著說:“‘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這是正確態度。”

        話談到這里,周谷城將話題轉到了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離騷》上來了。

        周谷城說:“據說,屈原的《離騷》就是牢騷,說是‘離’、‘牢’同聲。”毛澤東說:“可能是這樣,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此時興致正濃,進一步解除顧慮,并以說笑話的方式,說:“‘離騷’可能就是‘牢騷’,‘牢騷’可能就是‘啰唆’。‘牢’、‘啰’同聲,‘騷’、‘唆’也是同聲。念‘啰唆’,可能就是發牢騷。”

        對周谷城這段并無一定來由的話,毛澤東帶著微笑聽著,并沒有詫異,同時覺得蠻風趣。于是乎,周谷城越講越起勁,又進一步笑著說:

        “主席教我們說話要風趣,真該好好注意。”

        毛澤東說:“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周谷城接著說:“我近來替‘風趣’找出了一種解釋:智慧超過需要時,可能有風趣;智慧趕不上需要時,不僅不能有風趣,可能要丟丑。”

        周谷城與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完全沉浸在一種相得益彰、物我皆忘的親切輕松氣氛中。此時玉兔東升,已是晚上6點鐘,毛澤東決意留周谷城共進晚餐。飯后,毛澤東又一直把老朋友送到汽車旁。

     
    周谷城說,過去和毛主席經常談的兩句話: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據周谷城回憶說,他這個人喜歡和朋友談天。當然包括與毛澤東的每次閑談。他說:

        “過去和毛主席經常談的兩句話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毛主席說,他也是講一張一弛的。”

        所謂“一張一弛”,系出自儒家經典,《禮記雜記》。全文是這樣記載的:“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老是緊張下去,那當然吃不消;但也不能過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做懶漢做到底,那便完全沒有生氣,做工作,作學問,都要有規律,要注意勞逸結合,并持之以恒,才能真正做出成績,而又心情舒暢。周谷城說,這個道理,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中國如此,外國如此,全世界統統都是如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這樣,人就可以長壽。他自己就是這樣去做的。

        周谷城不僅與毛澤東經常談論這個話題,也經常給別人講這個道理,講得人家鼓掌。大家都贊賞他講得有道理。

     
    周谷城與毛澤東在上海西郊別墅
     
    “天馬行空”、“超出尋常”的一次暢談

        1965年,周谷城在上海西區太原別墅9號樓里再次與毛澤東相見。他一進門,毛澤東即起而笑著說:“又碰見了。”周谷城曾回憶說:“‘又碰見了’這幾個字,是主席每次見到的時候第一句常用的話。”此次在座的還有陳丕顯同志。周谷城與毛澤東握手問好之后,隨即轉入暢談。這種無主題隨心所欲、乘興而發的暢談,也許只有周谷城這樣的史學界耆宿尚能勝任,也只有鄉親之間的親切鄉音才能增添興致。兩位友人在暢談中所獲得的快意是常人無法體驗的。

        此次暢談的范圍極為廣泛,有些“天馬行空”的味道。毛澤東說到哲學史時,說:“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下文了。”周谷城接著說:“他的白話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下文。”毛澤東聽罷,忽然將話題一轉,說:“中國佛教史沒有人寫,也是一個問題。”

        毛主席的學問很淵博,對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興趣。此次他們還談到舊體詩,并很自然地提到李商隱。于是乎,周谷城當即有點忘乎所以,隨便把李商隱的一首七言律詩,用湖南腔調哼了起來: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大概因為過于興奮,周谷城把詩中五、六句哼吟了幾遍,七、八兩句竟然一時哼不出來。毛澤東一旁聽著,知道老友已忘記了,便笑著用同樣的湖南腔調替周谷城代為念出: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毛澤東念出時,周谷城又跟在毛主席的后面哼,方才將這首詩完整地哼出。他說自己當時“心情舒暢,超出尋常”。

        周谷城在毛澤東80歲壽辰時,曾專門撰文回憶這段往事。但文章中這樣寫道:“萬萬料想不到,這竟是最后的一次。這一次后,除了聽過主席一次講話錄音外,再也沒有機會親聆他的教益了。”周谷城這里提到的“主席一次講話錄音”,系指“文革”中他被從“牛棚”里臨時拖出來,聽了有關“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要讓他寫下去”之事。正因有了毛主席這句話,他才得以解脫,告別“牛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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